猫鱼

猫鱼
陈冲
上海三联书店

题词
“猫鱼”是当年的上海话，
菜场出售一种实该漏网的小鱼，
用以喂猫，沪语发音“毛鱼”。
随着以后猫粮的出现，
它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那些不记得的，蜂拥而来——金宇澄
“我陈冲，这次是带媒体来拍上海，也可能会来拍作协……嗯，拍梧桐树当然也可以的，5：45到6：15 是黄金时段……大清早的上海，现在难得看到了，这半个小时是最好的……我准备化妆了，因为拍戏，最近脑子里全部是戏，不晓得上海情况了，真的不记得了，侬（你）帮我答几句好吧。”
我提到梧桐树飞絮扰民的新闻。她答：“为啥不扰啊，漂亮的东西都要作的。”
这是她自编自导某部电影期间，从新疆飞北京见了剪辑师，然后赶来拍上海的短片，那天的梅雨无休无止，和平饭店窗外缓慢移动的海轮、作协的鸟鸣，都伴有淅沥雨声。等她开始每月在《上海文学》连载这部长篇，写到编导这部电影的一稿就想到她曾经的语录——你说你“脑子里全是戏”，这戏究竟是什么？你得仔细写写，片子至今没有放映，纸上就可以还原，可以详尽一写等等。但她给我的印象是退回当年的梅雨中，“不记得我当时想啥了，真的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那些不记得的，蜂拥而来感觉她的写作，是徘徊在“脑子里全部是戏/完全不记得了”之间的状态，沉浸于只属于她的内心景象里；比如一度我们都关注已故导演彭小莲的生动回忆（也曾刊载于《上海文学》），对电影制作过程的细微描述，尤其表现80年代闸北上海电影技术厂洗胶片现场的笔力，都给她极深的印象，但在以后的写作中，丝毫不受任何影响，她的文字和文学观，对于物、对于专业技术参数的描述兴趣有限，只落实在情感、思绪、联想的画面中，面对编辑建议，她惯常回应就是已经不记得了，完全不记得了。
多年前她约我见面，是想做一种“歌舞片”，借用《繁花》一章的某几页，再现一群年轻人的面貌和音乐感，那年头的男女，差不多的单调服饰，只有两个“不良少女”像斑斓的花蝴蝶一样飞来飞去。她说要把三层楼的房子一面墙拆掉，让演员从下唱到上，从上跳到下，最后演变为载歌载舞的一种视觉狂欢。我说，如果是这种状态，根本就不会好看。她则用完全信任的直感说，她要的就是这感受，这是一种特殊意义的审美，肯定会很好看，你是根本不会懂的。为了这事，她专程去了香港，王导也答应了说，是可以试试看的；然后，她可能是忽然有了编导上述电影的强烈感受，因此作罢。
编辑注意每一篇连载的走向，作者则活在自有的延伸里，看定自有的远方，依靠自有感知，延展自有的紧密回忆链。光阴荏苒，编辑因此转为注重稿件的某些关键词，比如多次提到了哥哥陈川，却并不展开——你当时出国，陈川为什么要送“西伯利亚”貂皮大衣？有点简单了，完全可以展开；为什么陈川那么想出去？原因是什么，是怎么就走的，一个人能带那么多画吗，等等等等——现想想这么设问，也可能是整个青年时代，我没遇见过一个美术青年。
她说，不敢写陈川，怕写不准确他看了不开心。
那段时间，陈川只要回沪，照例去 M50同夏葆元、王申生他们画人像素描，一个素描的麒麟会。有次她兴冲冲陪着陈川来编辑部，说要替我画像，记得那天陈川说，他很多年里不知画了多少人像，都是当场就送人的。我说，自己画的为什么要送人？今天这幅你一定要留着。我注意到在陈川面前，她不那么自我了，只注重陈川的状态，多次提醒周围人闭嘴，保持安静。所以说，你看——我在微信里告诉她，陈川那么和蔼，仔细写写他是没任何关系的，我可以保证陈川根本不会生气，快写吧，仔细写一写，完全没问题，写吧。
这可能是最有舒适感的编辑记忆了，一个月后，收到详细描述陈川的大段文字，其中还包含了陈川的原文，实在是一种解惑和创建；在那段时光间隙里，兄妹俩竟然呈现了浓郁的上海文艺氛围，几乎是一部关于上海的文艺电影，或陈氏的歌舞片，美术、文学、诗歌和琴声，壁炉跳跃火光，喃喃的深夜私语，都有别于我看稿经验里的上海文学质感，我会联想到那或许就是有别于北京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虚构小说缺失的现场，被非虚构文字完成了。同样难忘还有“猫鱼”的蓦然回首，它就此一路紧紧相随，一直对接到了去岁，待她询问这部新书的书名时，这两字脱口而出，它仍然、当然还活着，顽强生命的本身，始终那么弱小和无助，自带显而易见的尾声，却仍旧是在坚守之中，苦苦期待。
以后，就是本次连载即将结束的阶段，作者/编辑都关注了一部刚面世的非虚构，如能借此假设一种文本意义的电影，一个连载纸上的编导演绎版，你就可以从青年一直演到老年，我建议说，你肯定没体验过，纸上王国，向来是个人的独自完成，这有多自由，何必拖着一堆剧组和灯光呢，不用化妆，始终就做女主，异于电影人准则，你说演，就可一直演下去，试试看，很可能就是压卷之作了……这些来来回回的絮叨，余音在耳，最后，缘自复杂的变故，此事终于作罢。
记得她问过，人为什么要回忆？或者说，你为什么要回忆？
留住它们，告诉更多的人。
那为什么要留住？
记忆是个人的，特别的。
不特别的记忆，就没意义吗，我更想知道回忆对于你自己意义何在？
是纪念。我勉强地说。
回忆、回味一种滋味，是普鲁斯特的一阵风，分明听到身后有低语，回首却空无一人……也等于你终于写完了这本厚重的书，那些你不记得、抛却脑后的内容，那些毫无印象、感觉的时光、完全付与尘土的表情，仍然在字里行间里蜂拥而来，那么耀眼，那么栩栩如生，或许，今夜你因此失眠。
我记得你说过，写《洛丽塔》的纳博科夫，形容悬崖上的摇篮——我们应该本能地知道，生命，就是黑暗里划过一道亮光。

二〇二四年五月七日

是笑容，不是笑声——姜文
陈冲的文字比她的电影更早地被我看到。
八十年代初上大学时我就读过她的文章，那会儿我还没看过她的电影。
她的文字，自有特点。
不是练出来的，
不是苦出来的，
不是装出来的，
也不是天生丽质那种。
甚至跟她说话都不是一股劲儿。
她的文字源自她的感受力和审美。
那股劲儿更像她的眼神儿和笑容。
是笑容，不是笑声
是笑容，不是笑声，尤其是她肉笑皮不笑的时候。
她，像是有好几个不同的人长在了一起。
她的文字，倒像个丰富而果敢的人在讲着诚实的故事。
《猫鱼》是陈冲珍贵的个人记忆，写得鲜活、深邃。
她毫不畏惧地邀请你踏入其中，经历她的人生，
结识她的朋友与家人……
这种勇气，不是谁都有。
二〇二四年六月七日

前记
记忆，好像早晨爱人离别后枕头上柔软的凹印，那是他在你生命里存在过的证据。你似乎能感到那里的温度，忍不住伸手去抚摸它，把脸贴住它。等你再抬起身，却发现那凹印已经走样，失去了他的痕迹。记忆也好像一个犯罪现场，你一次又一次地去那里查看，反而践踏了那些手印足迹，丢失了真相。我们的头脑总是不停地把记忆里的碎片逻辑化、合理化、美化或丑化，而且每一次造访，都似乎令它离原始印象更远一些。我从很年轻时开始被各路记者采访，不少过去的事，已经被反复叙述，变成了翻版的翻版，连我自己也很难看清它们的原貌。也许，要保持原始的记忆，唯有不去触动它。
有一日，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形下，我突然回到了一片未曾被自己过多调用过的记忆，有些只是模糊的印象，也有些清晰犹如昨天。我企图把它们写下来，或许人们能看到我在枕头上留下来的那个凹印。

平江路的老房子
朋友发来三张照片，不知是谁的公寓，我一下没懂他的意思。紧接着他发信问，据说这是你以前的家，是吗？我放大了照片仔细看，什么也认不出来。正要给他回信说不是，突然注意到照片后景的钢窗框，眼前浮现出一个大家都叫“妹妹”的女孩，趴在那扇窗口发呆。春夏秋冬，没人知道她在等待什么，胡思乱想什么——那一个个漫长的午后……
天色渐渐暗下来，妹妹的视线穿过一片草坪，父亲的脚踏车出现在弄堂口，他沿着草坪边上的水泥路踏过来。妹妹能看到他车把手上挂着的网兜里，有个牛皮纸包。一会儿，她听到上楼的脚步声，然后，父亲就头顶着那个牛皮纸包走进门来。父亲是华山医院放射科的医生，有些病人康复后会送礼物给他，有时候是一块咸肉或火腿，有时候是一块布料或一团毛线，这些日常食品、用品在那个年代是非常稀缺的，每次他都会把它们顶在头上亮相。妹妹喜欢看到他这样喜悦和自豪的样子。
父亲似乎不怎么管她，也很少跟她说话。有点像《动物世界》里那样，幼崽的爸爸把食物叼回窝里，再教会它一些必要的生存技能。父亲带她游泳。上海医学院的游泳池五分钱一个人，每场一小时。那时候的游泳衣好像只有大红和海军蓝两种颜色，是用一种毫无弹性的布料做的，内面有横竖一排排很细的松紧带，把布料抽起来，变成一小团。穿到身上松紧带绷开后，泳衣看上去很像泡泡纱。妹妹跟两个小朋友一起更衣，互相系紧背后的带子。她穿着崭新的大红色泳衣从更衣室出来，父亲在不远处等着。妹妹抬头望见他，阳光晃到她的眼睛里。父亲抱起她，把她放进深水，由她挣扎。妹妹用手划、用腿蹬，拼命伸长了脖子咳水，她模糊看到其他孩子在浅水嬉耍，然后就沉了下去。不知过去多久，她好像失去了知觉，一只大手突然一把抓住她游泳衣肩颈的带子，像老虎叼虎崽那样把她拎出水面。妹妹清醒过来，她知道，在紧要关头父亲会保护她的。一小时后，游泳池的铃声响起，她已经学会了踩水，以后不会淹死了。
偶尔父亲也会带她玩耍，他们到华山医院周家花园的小湖里划船、拍照。荷叶、荷花漂浮在湖面上，小木船系在一棵柳树干上，柳枝垂落到水里，跟倒影连成一片。这种时候，妹妹总是换上干净的衣服，在头顶右面扎一个翘辫子。她没有母亲那种天然的优雅，有点驼背缩脖子，还结实得像个男孩。记得一位裁缝为她做裤子的时候说，你的肉老硬的。尽管如此，父亲还是愿意在她身上花胶片钱的。他会跟她说，站站直，或者坐挺一点。拍完后，父亲就带她到放射科去冲洗底片，影像在显影剂中慢慢浮现出来，神奇而美妙。一个不可重复的下午，一片已经逝去的云彩，在那一刻定格，成为永远，就像琥珀里的昆虫。
有时候，父亲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或者把她狠揍一顿。当然也不都是莫名其妙的，比方那次她偷走抽屉里的粮票和油票，然后又全部弄丢了。那个月家里几乎揭不开锅，那顿打是活该的。事后她就病倒了，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她被一种尖锐的疼痛感刺醒，母亲俯身望着她，右手拿着打完的玻璃针筒，左手抚摸她发烫的前额。妹妹发现自己的手心里，放着一块黏糊糊的酱芒果，那是她最喜欢吃的零嘴，一小块可以嘬上大半天。她一阵委屈，知道自己被原谅了，她生病的时候是母亲最温柔的时候……
我踏进如烟的往事，隔着浮动的尘粒，看到那栋童年的房子。它像时间的废墟中一个完美的蜘蛛网，丝丝缕缕在一束阳光下闪亮。房子门前是一个花园，上三步楼梯后有一块铺了细小瓷砖的廊庭。那里有两扇钢框玻璃门和两扇窗户，边门里是一间卧室，正门通往客厅。经过壁炉再往深处走就到了饭厅，饭厅和厨房之间有一个储藏室，再下三步楼梯是厨房。厨房后门外有一条通道，似乎总是有人在那里择菜、洗菜、洗衣、聊天。我们平常进出用侧门，进门有一个暗厅，听母亲说她小的时候警报一响，全家都躲在这里，因为这是房子里唯一没有窗户的地方。从厅往上走半层楼梯是亭子间和一个小阳台，拐弯再上半层有两间卧室和书房，还有两个盥洗室和一个阳台。再上一层是阁楼，阁楼的对面有一个晒台。
啊晒台，那也许是房子里最快乐的地方吧。我现在的电脑旁放着几张父亲大学期间在晒台上为母亲拍的照片。也许是那时胶片感光度的原因，相片似乎都是在大太阳下拍的，还都带着一点仰角。我曾经以为，仰拍是那个时代的审美，也特别喜欢那些带着天空和树顶的通透构图。直到最近跟哥哥聊天的时候，他才提醒我，当时仰拍是因为照相机的取景框在相机的顶部。摄影师总是把相机挂在胸腰间，瞄准拍摄的对象。原来一个时代的美感，经常是产生于某一种限制。在父亲为母亲拍的许多照片里，我最喜欢那张穿翻领连衣裙的。她脸上的笑容是那么光彩照人，那是在我和哥哥出生之前。在我的记忆里，几乎从未见到过母亲这样一览无余的笑容。从晒台往下看是弄堂的后墙，墙外有一片密密麻麻的树林，再往远处就是肇嘉浜路的街心花园。路灯照不进树林，它便成了无处可躲的恋人们亲热的地方。夜晚我们有时会看到工宣队员打着手电筒，在林子里和肇嘉浜路的防空洞里抓“搞腐化”的人。被电筒照到的男女会逃，会哭，会求饶。记得有一天下午，一对男女慌张地钻进树林，贴着后墙激动地扭抱在一起，我们看到了就用铅桶装了一桶水浇下去，看到他们尖叫着逃跑，我们快乐得不得了。
在我们和邻居的晒台之间，有一堵一尺厚的高墙，每年国庆节的夜晚，我们就踩上阁楼用的木梯，爬到墙上看烟花。
天气好的时候，我常在晒台上吹肥皂泡。那年代肥皂是奢侈品，不管我怎么抗议，母亲总是把我的头发剪到齐耳根，她说长头发洗起来太费肥皂，但是用肥皂来吹泡泡在她的眼里却是无可非议的。阳光里，透明的泡泡，映照着彩虹的颜色，悠悠飘荡。它们转瞬即逝，让我的快乐里总是带着一丝感伤。
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那些夏天的夜晚——有时候明月高挂，有时候伸手不见五指。母亲把水龙头接上橡皮管子，再把它挂在晾衣服的绳子上，一边淋浴，一边哼歌。她的声音是那么的温柔真诚，她的身体是那么的光洁圆润。为什么有些不经意的时刻会让你日后魂牵梦绕？这些夏夜再普通不过，什么大事都没有发生。然而，多年后在大都会博物馆看到古希腊人体石雕像时，我会突然听到流水和歌声，闻到硼酸香皂的味道。
回想起来，在晒台上洗澡的时候，母亲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快乐，她似乎在享受一份那个年代所不可思议的自由。我也是快乐的，苍穹下我隐约感到这是一种特权，母亲的肢体、歌声，还有她看不到的微笑，都在向我透露人生的秘密……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又跟母亲一起洗澡。每次回上海我都会陪父母去游泳池。母亲佝偻着腰，松懈的肌肤好像被雨淋湿的旧衣服，她看着更衣室里自己的衣服，认真考虑穿每一件的先后次序，然后慢慢地穿上。我望着母亲，心情犹如一首挽歌。
我把朋友发来的照片给她看，问她认不认识。她说，这是什么地方？我说，平江路老房子啊。她又看了一眼说，不是的。我说，人家装修成这样了，光二楼租金就两万块一个月。她说，那里死人比活人多，还到处都需要修，有什么好。想了想她又说，不过那里有我最开心的日子，也有我最难过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十二岁的母亲跟她父母、妹妹、外婆、奶奶在这栋房子里过上了安稳的日子，那时候她还不能预见生活将给她的磨难和这栋房子里将会发生的变故。
母亲回忆起老房子的时候说“我们9号”，难道她连老房子的地址都忘了吗？很小的时候——那几乎是我人生的第一记忆——母亲教我背诵“我叫陈冲，我爸爸叫陈星荣，我妈妈叫张安中，我家住在平江路170弄 10号”。在那些动荡的岁月，这句话让我安心——我知道自己是谁，我有归属。母亲得健忘症好几年了，不管她说什么我从来不纠正她，可这次我忍不住提醒她我们家是10号，不是9号。没想到她记得很清楚，耐心跟我解释道，10号是后来的事，本来颜福庆为上海医学院十位海外回来的教授，盖了十栋楼，抗战结束我们从重庆搬回来，住9号。很多年后加盖了一栋小房子，成了新的1号，我们就由9号变成10号了。那时候，阁楼都是通的，几栋房子里的小孩，就跟老鼠一样从一家钻到另一家，很开心的。
母亲慢悠悠地回忆起当年住在那里的每一户人家：1号是肺科吴绍青；2号是生理朱壬葆；3号是生理徐丰彦；4号是病理谷镜汧——“文革”期间他自杀了；5号是生化林国豪；6号是内科林兆耆；7号是五官科王鹏万——我家小猫喉咙里卡了鱼刺就是王医生戴了额镜用钳子夹出来的，王太太是我的钢琴老师；8号是胸外科黄家驷，我得肺结核就是黄医生为我动的手术；我们家住9号；10号是沈克非一家，跟我们特别要好，沈教授从美国带回来一辆汽车，礼拜天开车跟儿子女儿去衡山路国际礼拜堂做礼拜，他夫人不大去，他就把我带上。那时候不搞政治运动，邻居间关系很亲密，每天晚饭前大家出来在草坪上小聚，散步聊天……
讲到那片草坪，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儿时的自己，在草坪上跳绳、踢毽子、打球、捉迷藏、打架。到了傍晚，各家大人在窗口大声呼唤自家的小孩吃晚饭，孩子们好像退潮那样跑回家，草坪上瞬间空空如也，只剩下被孩子们踩扁、碾碎了的青草，在夕阳下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记得政府提倡绿化那年，草坪上便种满了树。一过了黄梅天，所有树干都系上绳子挂满了棉被。日落时，人们捧着晒了一天的被子，把脸埋在里面闻太阳的味道。如果幸福有一种气味的话，梅雨季后第一天阳光照射过的棉被的味道，也许就很接近了。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之后，弄堂里开始备战备荒，每家每户出人出力，在草坪上绕开了树、弯弯曲曲挖了一条壕沟。可惜挖了才一米多深就见水了，壕沟变成了我们打水仗的地方。为了预防脑膜炎的泛滥，街道领导便定期在壕沟里喷滴滴涕灭蚊子。后来，大家被召集起来垒砖，把挖出来的泥揉成面团的样子，放到木头的模子里做成砖的形状，在太阳下晒干，再搬上一辆卡车。听说是运到附近的火窑去烧，烧好了用来造肇嘉浜路下面的防空洞。
我问母亲，还记得170弄草坪上挖壕沟备战的事情吗？她说，记得啊，那时大批国民党部队集中到上海，弄堂里进驻了很多士兵。我意识到，她的失忆症让她把我的少年时代和她自己的少年时代混淆了。
母亲接着说，夜里，排长和连长们睡在各户底层的一间屋内，士兵们都挤在房子南门外的廊庭上。白天，他们就在大草坪上操练，我和妹妹常去看，那些兵都是刚抽来的壮丁，完全是没受过训练的农民，连立正的姿势都摆不正，一声“向右看齐”脑袋就乱晃，喊到“向右转”“向左转”时更乱了套，排长就拿大刀拍打他们穿着棉裤的屁股。他们只被允许在我家后门外的一个水池用水，楼下厨房边的一个小马桶间让他们用，听说有一个小兵在抽水马桶处淘米，水一冲米都没了。每当开饭时母亲就看到两个士兵抬来一口大铁锅，放在草坪上，掌勺的给排队的士兵们舀两勺稀里光当的汤菜和米，十分可怜。我们楼下住了一个排长，他有工资，可以上街买饭吃。这个排长带着一条大狗，吃睡都在一起，那狗已随军多年，名叫查理。士兵们住了不到一个月就要开拔赴前线，临走前排长就把查理给我们留下。他说，它就不要跟我们去当炮灰了，让它给你们看大门吧。待部队开走后，大院子里空空荡荡的，查理守着那间屋等排长归来，谁知左等右等不见回来，晚上它就跑到大草坪中央对天哀鸣，那声调十分凄惨。我们怎么呼唤它，它都不理，天天如此。安妈妈（我姥姥）说，我们要防的就是那些退下来的残兵败将，而它偏偏跟所有穿黄军服的人亲，看门是不管用了，养又养不了，还天天哭嚎。说完就把它送到上医动物房去了，到了那里就凶多吉少了。
母亲不记得几分钟前说过的话，但是七十多年前的事却记忆犹新。
她轻轻唱起一首英语歌，像一个被自己头脑驱逐出境的人，悄悄潜回了那曾经熟悉温馨的河畔。

You belong to my heart
Now and forever
And our love had it's start
Not long ago
We were gathering stars
While a million guitars
Played our love song
When I said I love you
Every beat of my heart said it too
It was a moment like this
Do you remember
And your eyes threw a kiss
When they met mine
Now we own all the stars
And a million guitars
Are still playing
Darling，you are the song
And you' ll always belong to my heart